抗日战争时期，除陕甘宁边区外，在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山东抗日根据地也有检察制度的实践。

　　晋察冀边区的检察制度 

　　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成立临时高等法院，王斐然任院长。1943年2月4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颁布《晋察冀边区法院组织条例》，规定各级法院设首席检察官1人，检察官若干人，得以该管辖地区地方行政长官兼任首席检察官；县司法处设检察官1人，由县长兼理之。

　　

　　1943年2月4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颁布《晋察冀边区法院组织条例》。

　　

　　晋冀鲁豫边区的检察制度 

　　1941年9月，晋冀鲁豫边区成立高等法院，浦化人任院长。1941年10月15日公布的《晋冀鲁豫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规定，高等法院设置检察处，设检察长1人，检察员若干人，由院长呈请边区政府任命。检察长对高等法院的判决如有不同意见，有权向边区政府提出控告。边区政府可组织特别法庭或交还高等法院复审。1946年3月，晋冀鲁豫边区《关于公安司法关系及城市管理分工的指示》规定，公安局代行司法部门的检察权，以检察机关的资格向司法机关起诉。1948年1月，晋冀鲁豫边区设审检厅。1948年9月，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合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

　　

　　《晋冀鲁豫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

　　

　　

　　1943年11月24日，晋冀鲁豫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兼检察长浦化人签发的通令。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检察制度 

　　1941年4月23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通过《改进司法工作纲要》和《各级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各级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为加强检察制度保障人权，保证政令之进行及检举违法失职人员，特成立各级检察委员会。各级检察委员会与各级行政委员会及同级法院系平行关系。这是检察委员会制度的开端，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检察制度中的贯彻和体现，是人民检察史上的一项制度创举。新中国成立后，发展和完善了检察委员会制度，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检察决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