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反腐败狂飙迭起，摧枯拉朽，雷霆万钧。腐败分子，贪贿挪用，查得出，判得掉，是看得见的显性腐败。还有一种腐败，各种消极堕落的价值观，看不见摸不着，却如污浊空气游走在心，弥漫周围，污染社会，成为思想领域观念范畴的一种灰色地带，十分有害。这些消极堕落的价值观，诸如：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升官发财官运亨通、发家致富荣华富贵、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等，让腐败成为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残存市场，颇得相当人群追捧，极易使人滑入追逐金钱权钱交易的泥坑。正如人民日报评论“反腐，一场必须赢的价值观较量 ”中所言，最可怕的腐败，正是社会价值观的腐蚀堕落。古代哲学家家王阳明提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所谓“心中贼”正是现实中存在的极易滋生腐败的各种思想病毒。
价值观是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精神支柱，行动向导。习近平强调，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当今中国正豪迈自信地前进在阳光广阔的法治道路上，只有破除“心中贼”，刷新价值观，才能获得政治生态清明，社会肌体健康，驱散人心深处灰暗，真正做到让人不想腐不愿腐。因此，必须在大力反腐败的同时用一种更大气力吹起一股强劲东风，击退雾霾迎蓝天。从这个意义上看，正风反腐、扶正祛邪是一场荡涤更是一种唤醒，是一场除弊更是一种拯救，是一场毫无退路必须赢取的战争。
就在本刊试图探讨这个严肃重大话题之际，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幕，大会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这在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全民守法意识，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让全体人民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是党中央发出的强烈召唤。法治中国，并不仅仅是庙堂之论，“肉食者谋之”，而是与每个公民休戚相关，荣辱与共。每个公民都能从这次前行中获得更多公平与正义的力量，每个公民也都必须为法治中国的建立添砖加瓦。
在法治中国即将喷薄而出之时，认真审视这个话题便有了更加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更加深刻的现实意义。
反腐是一场必须赢的价值观较量
前不久，作家冯骥才在访谈中，说起自己的一次经历：到某地，有关方面接待，桌上放了几个家常菜，主人连说“特殊时期，特殊时期”，一副很难为情的样子，也好像有点没面子。类似现象并不少。由此想到，不管是改作风，还是反腐败，越是深入，越需要观念上的“化学反应”。
几年前，当世界纷纷关注中国奇迹的时候，新加坡《联合早报》提醒：在经济增长的故事以外，中国还有一个也许较不抢眼的故事——一个文明重建的故事。借用这样的视角，观察十八大以来的两年间，在正风肃纪与铁腕反腐的强劲激荡之下，价值观层面的深刻变化，另有乾坤。
还记得，当年一位小学生“想做贪官”的理想，让多少人痛心疾首。“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看似童言无忌，实则是腐败现象对价值观的扭曲。天下事，从来在作为。这两年，正是在“全党必须警醒起来”的铿锵之声中，从八项规定到禁令纷出，从痛打“老虎”“苍蝇”，到在全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风政风为之一新。
当大吃大喝成了官场禁忌，公款送礼成了过街老鼠，贪官落马成了大概率事件，必然在观念世界投下巨石。“升官发财”的迷梦幻灭了，“想发财别做官”的告诫振聋发聩；“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谬论破产了，“公款姓公、公权为民”的逻辑日益深入人心。滋生于腐败的各种思想病毒正在被清除，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已成为今天政治生活中势不可挡的主潮流。
党风正则民风淳。干部戒奢以俭，民间也兴起了“光盘行动”，高端餐饮纷纷转型平民化；公款节礼被禁，带动节日消费回归理性、社会交往回归情感。总体上看，我们的社会迎来了正气上扬、浊气下降的转机，那些被腐败现象、不良风气颠倒的是非观、价值观，开始得到纠正。十八大以来的新气象，往深里看，就是社会价值观的重塑。
这是令人振奋的节点，也必然经历艰难的过程。近日，有央企职工向纪委和媒体举报单位“送礼清单”，却被同事骂为“叛徒”。现实中，有的干部反感不正之风，管得严了又抱怨“为官不易”；有人上一秒还在发帖痛骂贪腐，下一秒已在微信群里商量给孩子老师送礼的事。这一方面看出，腐败也好，潜规则也罢，已经在利益的渗透中，让一些人的心灵和环境遭到了污染、出现了异化；另一方面也表明，如果不能构建一个全社会的清廉文化，反腐这场艰巨的战役很难打赢。
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最可怕的腐败，正是社会价值观的腐蚀堕落。正风反腐进行到今天的地步，不仅事关政治生态净化，更是一场社会价值观的较量。正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的，当前“不敢腐”初见成效，接下来还要向“不能腐”和“不想腐”迈进。要实现这样的跨越，既靠制度建设，也靠思想改造。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为用，才能激发出最强劲的正能量。
只有思想上扶正祛邪、补足钙质，才能把简朴公务餐吃得心甘情愿，才能变压力为动力越干越有劲，才能对不良风气敢于说不。这是净化政治生态最深厚的土壤。日前，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有政协委员就提出，将廉政文化建设与完善国家治理结合起来，努力培育崇尚廉洁、痛恨腐败的社会风气。驱逐劣币，必须让良币通行。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在中央反腐动作迅雷风烈、气势如虹的同时，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为的就是破立结合，唱响我们时代的正气歌。
“文化会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纵览兴衰治乱，学者们常常有此感喟。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反“四风”、反腐败的时代洪流，是荡涤更是唤醒，是除弊更是拯救，惟有建构起“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文化，廉洁政治、清正风气才会成为社会常态。这是我们输不起的价值观较量，更是我们必须赢得的未来。
（人民日报社论）
价值观与正能量需实现有效对接
文/曾亚波
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出：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最可怕的腐败，正是社会价值观的腐蚀堕落。正风反腐进行到今天的地步，不仅事关政治生态净化，更是一场社会价值观的较量。
毫无疑问，如今反腐已成为全民关注的社会热点，但我们不能光看热闹，专等着看某某官员落马的相，街谈巷议他们的花边新闻，或每天陶醉于日渐高涨的贪官排行榜数字，或在微博微信上呼喊“中央巡视组快到咱这来”??而是更应该思考这两个问题：一是反腐败的目的是什么？二是如何借此大好形势引导全新的社会价值观？
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看似非常宏观，是国家层面考虑的问题，实际上每个人也都应有自己的思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对腐败深恶痛绝，凭个人的能力似乎也无能为力。但每个人的基本目标又是惊人的一致：消除腐败，让我公开、公平、公正地办事、处事。实现这样一个目的，需要从改革和反腐两方面开展国家治理。十八大以后，党领导国家加快了这两个进程，我们正朝着既定的目标快步前进。但是，人的认识有远近之分，价值观的取向同样有崇高和短浅之别。必需清醒地认识到，如今反腐倡廉的成果对有些老百姓来说还停留在解恨出气的层次，过瘾之后，认为除恶未尽。除恶务尽，一是要腐败露头就打，二是要标本兼治,重建正向价值观，营造社会清正大环境。
第二个问题，微观而言就是要解决在反腐大业中个人能否有所作为的问题，因为，反腐败人人需要，也依靠人人；宏观来说就是对新型社会价值观的引导同样也是我们反腐败综合治理的重要目标，因为，反腐败必需打赢价值观之战。在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中，都有一个“从众心理”的问题，腐败的“从众”多了，社会负能量的指数就偏高，价值观的大气候就依然是污染为主，同时也说明“腐败黑数”依然严重潜伏。反腐败的“从众”多了，社会正能量就能有力地狙击负能量，“阴霾”就会逐渐散开，洁净的政治生态就如同晴朗的天空会马上来到。
所以，反腐败与腐败的较量，其实也是正能量与负能量的较量，正反两种价值观的较量。不要以为这样的较量是在两派人之间产生，更多的时候，它就是在一个人身上“战斗”，相当一部分群众在这正负能量、正反价值观中摇摆、寻求、选择。
一个人的价值观并不是一个铁定的标准，它正向与反向都存在，同存共生于一个人的信念中并不奇怪。一般群众在对待腐败与反腐问题上的价值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能指望有很高的标准。人的社会价值观充满变数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我们的工作也应相应地从这几方面着手：
一是解决价值观优选。在是否涉及关系到自身利益的具体问题，一方面，很多人秉承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理念，一旦涉及到自身，就会优先考虑利益得失，正向价值观或许会让位给既得利益。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一时很难改变；另一方面，八项规定实施后不少人已经看到了希望，不再凡事盲目地跟风送礼请客吃饭，但也确有一些人仍然在这个十字路口徘徊，认为不送礼办不成事。对此我们要加大力度改革，促进社会事业的公开、公平、公正，加快风气好转，让正能量有落地生根的条件。经济学中的博弈论告诉我们，人们经常是处于面临抉择的两难之中，影响他们的关键因素在于对利益平衡的判断。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要引导群众作出正确的选择，使越来越多的人们优先选择能够为他们带来长远利益的正向价值观。还要通过公开透明的制度和强有力的权力制约，让他们相信“纸是包不住火的”，腐败最终是藏不住的，没有必要铤而走险，作一枚良币不为伪币驱逐。
二是解决价值观犹疑。一方面公众对外面的反腐形势拍手叫好，但另一方面对反腐能否彻底到改变自己的周围仍不十分确信，种种不正之风和隐蔽的腐败分子仍然使他们忧心忡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会选择暂时妥协，此后随着形势氛围的改变，再随之改变。所以我们的反腐要全面、深入，让每个人切实感受到身边的变化，坚定信心，接受正能量的辐射。王儒林执掌山西后的首次调研选择了曾备受腐败侵扰的吕梁市，他坦言：“就是要看望老区人民，重温老区精神，学习老一辈革命家优良传统，增添反腐倡廉、战胜困难、搞好工作的信心和力量。” 吕梁的传统文化重德重廉，历史上出了那么多清官廉吏，而且出了“天下廉吏第一”，可谓不乏优质的价值观。但也正如王儒林指出的：“现在为什么出了这么多贪官污吏？成了全国发生腐败问题最出名的地方呢？忽视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一种痛苦的教训。”就是说本来人们知道那是好的价值观，但现实日渐使他们怀疑要不要坚持、能不能坚持。因为长期以来他们被身边的腐败吓怕了，群众身边的腐败对群众价值观的取向影响更大，“打老虎”更要“拍苍蝇”成为现实所需。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9月26日也发文称：“拍死成千上万的苍蝇，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进行近两年，势头却仍然强劲。尽管成功拿下周永康和徐才厚等‘大老虎’，但真正的考验是中共能否清除低级别官员中的猖獗腐败。从长期看，反腐的命运将取决于拍‘苍蝇’，而非打‘老虎’”。
三是解决价值观敢选。一部分人明知应该积极反腐，但对于自身切身利益不相关、没有鱼死网破之时，不敢反、不愿反，等待观望。我们的法律和制度对于举报人的保护尚未赶上现今反腐的步伐，其实这种保护应当超前一步，形成对举报人的绝对保护和利益补偿，彻底消除其后顾之忧，一旦这样的机制形成，人们的价值观选择会更趋向于接纳正能量。而近期两件举报案例在被媒体公开曝光的情况下依然没有令公众信服的结果，也使很多人“引以为戒”，不敢举报。9月，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员工胡剑兵，向南京市纪委和媒体曝出该单位南京项目部“送礼清单”，被同事骂为“叛徒”，单位不安排其工作，让他“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4名员工举报深圳沃尔玛洪湖店使用过期原材料制作熟食，他们等来的不是企业的道歉，而是自己的解聘合同书。这些事件的处理如不能很好解决，负能量无疑会占上风，正向价值观就会备受戕害。
我们一天天反腐，不是为了让人看到满目疮痍丧失信心，恰恰是为了逐步增强社会正能量，鼓励群众参与，鼓励他们更有干劲地投身到改革事业中去。正能量的不断增强，会逐步影响到更多的普通人。当一个人心中积聚的正能量超越负能量，其价值观必然作出不一样的选择。如今所有人都相信，反腐败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带来了巨大的正能量，那么，如何将这巨大的能量场覆盖到所有期盼公平正义的人们，让所有的人都在反腐败高歌猛进的大好形势下，重新审视、刷新、重建更正面、更健康的价值观，让价值观与正能量实现有效对接，既是反腐败的重要成果，也是一项看不见的重要任务。
价值认知关键在于人心
王蒙
我认为，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具有特别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新月异前进,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纠结一些令人感到忧心忡忡的事情。譬如干部作风问题尤其是贪污腐败，社会上一些冲击道德底线的事件，以致我们的传媒竟然需要不断讨论：如果碰到一个老人摔倒在地上，应不应该把他扶起来？
孔子有一句名言：“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意思是不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不讲究学习，听到正义之事不去实践，知道不对的地方也不去改，这是我所担忧的。
这是一种什么忧虑呢？用一个传统的词讲，是一种对世道人心的忧虑。孔子认为人最应该忧虑的是世道人心。想不到，孔夫子在2500年前说出来的这些话，也仍然适用于现在。
党中央高度重视当今的世道人心问题，高度重视我们的精神生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讨、宣扬与教育，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价值观同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似乎少有疑义与异议。不过，它们能不能使我们对价值的认知更丰富、更充实、更深刻、更心贴心，更富有吸引力、凝聚力与说服力，是目前值得讨论的问题。
从民族文化基因中寻找价值认知
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依据是什么呢？价值观不是想怎么提就怎么提的，它的根据是历史、文化、生活，是人民，尤其是人心。人心里面本来就有一种价值观念，有对于好坏、善恶、美丑、真伪评判的一杆秤。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对人心的影响潜移默化、陶冶熏染，作用可以说是无法估量的。人心中的积极因素是我们倡导核心价值观的基础，而它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来源于五四时期开始的新文化，还有以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为代表的革命文化。
从人心中寻找美好、积极的共识
过去我们在很多政治运动里面都强调“破”字当头，但是今天，包括核心价值观的讨论，我们是“立”字当头，目的不是简单地为了推翻某些东西，而是要在推翻、否定某些东西的同时，寻找最值得珍惜的、大讲特讲的东西，寻找我们人心当中最美好、最积极的东西。
有人说，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屡遭挫折、批判和嘲笑，因此我们的传统文化很悲惨，甚至有些中国人已经忘掉了自己的传统文化。我认为言过其实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
以地方戏为例，忠孝节义的思想经常有之，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深入人心。戏里面忠奸是分明的；有节操的人和投机分子是分明的；讲正义、讲道德、讲义气和卖友求荣的卑劣小人、奸贼的区别也是分明的。老百姓很讲究这个。中国人认为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君王与大臣的道德修养是权力正当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为政以德”，这是孔子所倡导的。我们现在讲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样的干部路线仍然为人民所认同，艰苦奋斗、勤俭持家仍然被人民所肯定，清正廉明、刚正不阿、劝善诫恶仍然被人民所拥戴。感恩图报也是中国的传统，“涓滴之恩，当涌泉相报”，每次看到这句话，我都几乎落泪。清廉的故事就更多了，还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观念都为中国人所喜欢。美德流芳百世，恶行遗臭万年，这就是价值观念的力量。
现在这样的事例仍然很多。我一个老朋友的妻子，兄弟姊妹5个，她是最小的，家里有一个比她大20来岁的大哥。父母临死时嘱咐大哥照顾几个弟弟妹妹，大哥向老人做了保证，然后打工赚钱养家，一直没有结婚，因为没有人愿意跟他带着4个弟弟妹妹过日子。后来弟弟妹妹全都上了大学，有了工作，也成了家。在他本人快60岁的时候，把弟弟妹妹都找来了，说：“我今天找你们来，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我想结婚。”他的弟弟妹妹们立刻就给他跪下了。听到这个故事，我热泪盈眶。用现在的观念，我们或许会说：你对自己太残酷了，成家立业合理合法。但是无论如何，中国人首先都会选择重承诺，尤其是对父母重孝心，对幼弱重爱护。反过来，那些不忠不孝、贪污腐败、卖友求荣、投机取巧、花天酒地、阿谀奉承、两面三刀、假冒伪劣的表现也会被国人所不齿。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我们都能从民间发掘出来。
从传统文化中挖掘精神资源
我们可以从儒家的仁政、王道（即政治文明）中加深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理解；从恕道、礼治以及老庄的学说中加深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理解；从仁的教育、美德的重视中加深对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理解与认同。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很多精神资源。
第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古代的中国梦就是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是《礼记·礼运》篇里讲的“大同”，是中国古代非常高级的中国梦。不仅孔子儒家学说这样讲，道家学说同样也有类似的讲法：“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老子认为，有余的应该稍微往下压一压，要帮助那些弱势的人和群体，这不正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思想吗？孙中山先生当年提出来“以建民国，以进大同”，他也把“大同”当作最高的理想。
第二，价值观是一种心性之学。价值观不仅仅是一个讨论的话题，更不能仅仅是一个举手表态的问题，而是一个心性的问题。难道你不追求和谐而是喜好恶斗？难道你不坚守仁义而是选择狠毒？难道你不捍卫自由而是乐于压迫或被压迫？难道你不爱国而是诅咒自己的家园？这种可能性很少。价值在哪里？传统在哪里？在人们心中。我们讲道德、仁义，首先要学着把心治好、培养好、陶冶好、塑造好，让心性充满价值认定，达到高度的自觉和自律，达到慎独的状态，即使是一个人独处，也要用自己所信奉、接受的价值观来行事、选择。如果建立了以仁义为特色的心性，就能从根源上消除荒谬，消除反人类、反社会的种种可能，消除黑暗和愚昧。
第三，仁、德、礼、义、廉、耻的治国思想。中国过去讲“身正则天下正”，历史上虽然在权力的制衡方面没有一套成功的经验，但是看中国的历史，道德监督、文化监督仍然存在。不要以为皇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这样的。皇帝有时候想做一个事儿，底下老臣跪一片，全反对。当然，不能仅有这个，我们还必须以法制、制度的监督为基础。仅仅强调道德，不足以解决我们现实面对的许多问题，但是却有着积极的教育意义。古人说“身正则左右正，左右正则朝廷正，朝廷正则天下正”，就说明我们一直要求执政者能够首先起道德的示范作用，首先有教化的义务，这是中华政治文明的核心主题。今天来说，越是领导干部就越要成为践行核心价值的模范。老子讲“行不言之教”，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身教胜于言教”。权力要关在法律与制度的笼子里，也要关在道德与文化的笼子里，这样就从“不敢”上升到“不想”了。
传统文化中关于这方面的美好的词句、说法和思想太多了。比如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还认为能够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那就是圣人。老子也是最反对贪腐、纵欲，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还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就是爱民，俭就是节俭，“不敢为天下先”强调要顺乎民意民情。
第四，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事事恰到好处，准确正常，过犹不及。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反对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
第五，“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从我做起。孟子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孔子说“见其过而内自讼”，意思是如果看到什么事做得不好，看到他人的过失，先在自己内心进行思想斗争，告诉自己应该怎么做，不要碰到不好的事就先骂别人。孔子还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做到做不到是由自己决定的，不是由别人决定的。这个让我联想到法国哲学家萨特，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可能——你选择，你存在，你负责。为什么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孙中山说“知难行易”呢？知与行，确实有一段距离，但你反求诸己，首先你自己的心性向仁德方面靠拢了，你就有了践行的可能，事物就可以向好的方面发展了。
《论语》中有“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之句。有人以为这是爱情诗，孔子将其解释发挥成思想修养、精神境界方面的诗：“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他用唐棣之华——一种美丽的花来比喻美德，认为你自己还没想还没追求，就说那个花远得不得了，其实你要是向往，这个花就在你心中开放了，你就离美德不远了。
冉求对孔子说，我不是不喜欢你说的那些道理，我力气不够，实现不了。孔子回答：“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意思是，如果力道不足，只实行了一部分，是可以的，可是你压根儿就没做。我的要求你并没有开始做起来，怎么能说力量不够呢？孔子的这些思想特别可贵。
传统文化中有深入人心、深得人心的价值认知。传统文化中爱人、济众、亲民、义理、仁政、温良恭俭让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也就是中国人理想的政治文明。从传统文化中我们还看到了天下为公、恭谨、礼治、信义、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内容，这些都有助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实现。
但是我们这样做不是复古，不是照搬传统，不是向后看，不是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更不是否定革命文化。我们不能把弘扬传统与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对立起来，要通过发掘传统文化资源，充实、丰富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知——这本身既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与转化。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可以归结为四句，每句四个字：人心可用、世道可兴、传统可取、开拓可新。首先要相信人心，相信人民，相信民族，人心当中能挖掘出美好的东西，能和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对接与吻合，这样我们的世道和社会就会更加兴旺与发达。其次，传统是可取的，其中有许许多多能够感动、教育、说服人们的美好东西。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重复老话，背三字经，或者是穿汉服，我们并不是向后看，更不是复古，而是对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缺陷与不足有一个符合现代标准的认知。总之，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为了全面小康的成功，为了我们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的成功。
（王蒙2014年9月3日在国家图书馆演讲 根据光明网删节整理）
将培育核心价值观与反腐倡廉结合在一起
文/裴德海
十八大以来狂飙突进式的反腐，给社会带来了双重回响。一方面，人民群众因为贪官的密集落马而欢呼，另一方面，人们却又在反思贪官如何“炼成”。那么，认真探究腐败的文化根由尤其是从价值观层面探索便显得十分必要了。
我们知道，如果腐败呈现出普遍化、流行化、社会化的趋势，除了体制层面的原因外，必然还有一种文化上的支持。其实，这恰恰表征着腐败可能会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和日常行为模式之中，甚至开始成为社会中一种被人们接受或默认的价值观。这就是当前腐败呈现出的文化症候。
这种价值的文化依赖首先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腐朽价值的侵染。我国传统社会中以封建家长专制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今天仍然对我们的政治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在现实中，这一文化取向给官僚主义的滋长和蔓延提供了观念支持。一些领导干部专横跋扈，颐指气使，权力不受限制，下属只能唯命是从，甚至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官本位”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陈腐的社会意识，至今还根深蒂固并且顽强地表现着，使一些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地做了它的俘虏。于是，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者出现了；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骗取荣誉和地位者出现了。其次，则是来自西方文化吸收中的变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摆脱了极左思潮忽视人文关怀、忽视个人利益的阴影，注意引导个人利益的实现和对个性价值的保护。与此同时，西方追求个性解放、张扬个人利益的文化理念，伴随着开放的步伐进入我国而备受欢迎。理论上，全社会每一个成员，都有充分的权利寻找自己发展和获得个人利益的机会；这一文化理念，符合人文关怀大目标而具有积极意义。但它引入我国后，一些人的兴奋点自然落在个性发展、个人利益、自我享乐等内容上，而对实现它们的前提、相关环境与条件，则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于是，中国传统的小农褊狭自私意识与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惟利是图、疯狂追求个人享乐的文化价值理念相混合，变异出当代版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在其影响下，一些党员干部为一己私利而不惜破坏乃至侵害他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巧取豪夺，满足自己物质和精神上过分膨胀的私欲，走上贪图享乐、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腐败歧途。最后便是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的负效应。市场经济以竞争性、交换性、求利性的特点，实现由市场完成资源有效配置，保证经济良性循环的目标。这些特点在经济领域是积极的、理性的。但作为一柄“双刃剑”，市场经济所遵循的竞争性、交换性和求利性等游戏规则所折射出的文化理念，如果被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则难免发生变异而给社会和谐发展带来挑战。随着市场经济这种文化理念向其他领域的逐步渗透，重个体利益轻集体利益、重局部利益轻整体利益、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的价值诉求不断被强化，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在一些地方泛滥成灾。
毫无疑问，先进文化观念与价值观不仅可以养廉同样还是反腐利器。反腐败，不仅要将一些腐败分子挖出来示众，而且要下大力气去纠正那种“笑贫不笑贪”的扭曲现象，去改变那种习以为常见惯不怪的“腐败文化”，在全体公民中营造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廉政文化氛围，挤压腐败文化的生存空间。因此，自觉践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也就是根除腐败环境倡导先进文化与价值的过程。那么，积极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让廉洁成为一种潮流、一种风习、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追求。再造新精神培育新价值观尤为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上海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24个字，体现出“三德”，因此，明大德（国家价值目标）守公德（社会价值理想）严私德（个人价值原则）。其实，任何腐败均始于对以上三德的缺失。而公权力的腐败必然在于公德的缺失。因此，将反腐与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不失为一条新的路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的社会层面的价值观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由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所构成的利益共同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利益共同体价值追求的集中反映，构成了国家、集体、个人和谐共处、协同发展的精神纽带。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理想转化为具体价值追求，使人们超越民族、血缘、语言、地域等方面的差异，超越阶层、行业、职业、利益等方面的差异，凝聚了国家、社会、个人不同层面的价值认识，汇聚起磅礴力量，最大限度地激发起人民群众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的热情。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则是引领现代文明走向的人类共同价值准则和理想社会目标，更是我们党和国家始终奉为圭臬的核心价值理念。在全社会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理念，使之成为全民族的思想认同和价值认同，并形成主流价值体系，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次的内容，是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支柱。因此，崇尚自由、平等，市场经济才会尊重市场配置资源而非权力。只有公正与法治才会有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有了民主才会消除特权。当“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追求时，当公平正义的阳光与廉洁文明必然洒遍社会的每个角落。
另外，所谓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助推力只有依靠“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方能实现。这样的现代化，也必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社会治理体系中，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任务，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理念全面融入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另一方面，社会治理实践要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理念为指导，培育社会环境与培养新人。
毫无疑问，“公生明，廉生威”，坚持反腐、持续反腐，可使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获得更大的正当性、更强的公众支持，而深入反腐则必走文化精神重建的道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针对制度规范提出的价值要求。为此，必须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创新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机制，理顺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形成政府、市场、社会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制约、相互支撑的开放性治理结构，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建立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完善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保证社会善治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社会治理法治化，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导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促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一切权力在法律规范的框架下运行，切实转变领导干部作风，优化社会治理的政治生态。总之，要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理念融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党的建设各领域，促进各种制度和机制的优化，同样也会保障发腐败是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祛除“臭豆腐效应”反腐才能香起来
文/吴玲
在现实生活中，大凡那种提起来大家都摇头以示厌恶，但实行起来却又有许多人趋之若鹜的事物，便被认为具有“臭豆腐效应”。
说起腐败，可谓同仇敌忾，咬牙切齿，腐败了不得，不反不得了，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可是腐败这块“臭豆腐”，闻着臭，吃起来香,我们往往又步入“一边恨腐败，自己一边想腐败，一边又使用腐败手段解决问题”的恶性循环。“臭豆腐效应”已成为社会的“潜规则”，反腐的“正规则”始终在阳光下，而“臭豆腐效应”在“只能意会”的默契下却吃的“味道好极了”。既然腐败坏之透顶，为什么既恨又爱，甚至会不自觉的在为臭豆腐加料呢？
我想腐败这块臭豆腐之所以吃起来香，用人民日报那篇社论来说就是心中有贼未破除。首先这里有从众心理作祟。“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劣根性”既是“国际潮流”也是“中国特色”。“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的心理大有人在；逢年过节了，一些头儿们虽然嘴里说不要请客送礼，而心里头早就惦记着了，谁给我送了礼，谁请我吃了饭，我心里全记好，以后他来办事我就方便他。谁要是没来，对不起，我也记住了，以后找我办事就给他脸色看。
谈起公款吃喝，当自己是“席”外人时，那义愤填膺的架势可谓气冲牛斗，可一旦自己也上了酒席，成了座上宾，便与众人一起笑逐颜开觥筹交错。谈到贪污受贿、以权谋私，人人深恶痛绝，可当“一朝权在手，便把私来谋”，谁也免不了心安理得；对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个个都忧心忡忡、愤愤不平，然而一旦“好事”轮到自己头上，却又不由自主地“操”起那硕长的筷子悠然夹起灰黑色的“臭豆腐”。
“一起疯”“一块臭”心理在操纵我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宋书》里有则《狂泉》的故事说：国内有一眼狂泉，人们喝了此泉没有不发狂的。唯独国君另打井取水才免于疯病。大家都疯了，反而认为国君不正常。于是痛骂国君，强迫他喝狂泉水，弄得全国君臣大小一样癫狂大家才高兴。
腐败闻着臭，吃着香，就连无权无势的小百姓也概莫能外，总是想着要办成事，达到目的，不去“腐败”别人一下，心里就不踏实。 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孩子入托、升学、参加工作，做家长的总忐忑不安，没有送礼倒成为不正常的，送了礼才心安理得，像是吃了定心丸，指望金钱开路，蹉跎变坦途。请客送礼、烟酒上门甚至现金行贿一旦成了百姓办事的首选程序，那我们都是制造“臭豆腐”的卤水、腐败的“助推器”，没有这一份“贡献”，造就腐败生存的土壤，腐败的臭豆腐还能吃着香吗？
臭豆腐由小菜变成大餐，腐败由润滑剂变成核动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源于“破窗效应”引发社会的“多米诺骨效应”。有时，不想腐败还挺难的，亲戚、朋友、同学、故交找你办事，事儿都不是制度和政策所允许的，你不搭理总不行，给你送东西你不接也不行，搭理了、收了就得想办法把事办成。于是，你就违反了制度和政策，你便腐败了；有时，你的同事、同仁、同僚都腐败了，你总不能“人皆浑浊我独清”，让大家为难，让大家心不安，大家共同分享好处，你顺水推舟，其乐融融，你不知不觉也腐败了。于是也就“苍者苍黄者黄”了。而“破窗效应”可能会让一个腐败的社会更加腐败，形成恶性循环。
今天，腐败还正在渗透许多角落，侵蚀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个人都难以置身其外。铲除腐败行为难，清除腐败风气更难。一旦人们习惯了用腐败的观点看问题，用腐败的观点指导生活，就会嘲弄清廉正直，压制纯洁善良，成为正直道德和良好品德的扼杀者。腐败影响着我们群体中每一个人的品质，它不仅搞臭个人，也搞臭社会。因此，反腐，必须从每个人自身做起，从我做起，从一点一滴小事做起，不为腐败推波助澜，不当“臭豆腐”的“卤水”，那么“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还是恶心臭，反腐才能香起来，腐败才能有望彻底灭亡。
为“人走茶凉”点赞
文/草雷
中国成语中有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或者说，其中的是非观和价值观很值得商榷。比如“刻舟求剑”，虽然有点机械，实际上反映了一种类似于科学探究的实证精神；比如“叶公好龙”，虽然有点“装”，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渴望高远的人生姿态，比如“买椟还珠”，虽然在 实际利益上吃了亏，实际上反映了一种不同凡俗的取舍态度??
可惜，这些精神或态度，都被妖魔化了，成为几千年来被嘲弄的对象。究其实质，可能是因为在古代社会，物质还相当匮乏，实用主义和势利主义盛行，所以就没有了这些稍微特异一点的精神或态度的生存空间。其实，考察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许多科学研究往往最初是被视作无用的，许多艺术流派也诞生于“装”，因为，非功利乃是科学和艺术的一大特征。
“人走茶凉”这个成语，可以说，和上面几个词一样，也蒙受了多年的不白之冤，而从它的“冤屈史”中，不难发现一种许多人见怪不怪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正是我们要加以颠覆的。难道不是吗？今天所谓的“价值观较量”，正是要让人们对以前那些见怪不怪的价值观产生警觉、进行调整，或者干脆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唯此，社会风气才能一天天好起来。
老同志是渴望“人走茶不凉”的，尤其是那些曾经为官、掌握权柄的老同志。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中国官场更是一个人情场，这些老同志以前的部属，一半是出于心甘情愿，一半是迫于人情上压力，对这些过去的领导做到“人走茶不凉”。这里需要辨析一下，所谓的“心甘情愿”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期待能够形成一种“人走茶不凉”的惯例乃至机制，从而等到自己也退下来的时候，也能够沾光、搭便车。这种想法的庸俗性，我们暂且不讨论，而是要问一个很直白的问题：
都要做到“不凉”，请问“茶”够吗？
显然不够，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要大力加强四风建设的大背景之下。试想，如果不对离退休老干部的办公用房、住房、车辆等待遇做出种种限制，那么我们要盖多少办公楼、多少官邸，又要养多少小车、多少司机？不在其位、仍享其利，在前些年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成为许多人的一种心理定势，而这，其实正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最为典型的腐败现象之一。
当然，有的老干部追求“人走茶不凉”，是出于个人的强烈愿望，但也有的老干部，多多少少有几分无奈的色彩。因为，许多老干部已经不单单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即以该老干部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包括其亲属、朋友、部下在内的利益小团体，从而将老干部裹挟其中，夸张点说，是绑到了追逐利益的战车上。于是乎，不仅本人的“茶”不能凉，而且妻子、儿子、秘书的“茶”统统不能凉，一言以蔽之，就是人虽然走了，但以前划分的势力范围还得继续给我留着！这将占用多少宝贵的资源，将引发群众多大的情绪反弹？
这样一种“人走茶不凉”，实际上是把封建社会的“荫妻封子”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不仅荫妻、封子，还罩秘书、惠朋友，任何时候到任何地方，都有香茶满满，以往的权力能够继续通行??持有这种价值观并心安理得的人，应该说其灵魂已经被彻底地扭曲了。请问，这些的所谓老同志、老领导，还配得上群众一丝一毫的发自内心的尊重吗？
人走茶凉，有缘再见，本是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也是一种敞亮的行为美学。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形成的人情社会和势利氛围中，许多人不仅认识不到其“美”，反而觉得其“傻”。而我们的官员，原本应该有比较高的见识、比较高的境界，但他们中的不少人，却不仅把自己的见识和境界降低到庸俗的程度，而且还以自己的实际作为，对一种败坏风气的价值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我们需要反思我们对于干部的要求，同时也反思一个更为宏大的问题：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修养？有没有胸怀、境界在退下来之后，“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非常时期”看“非常心态”
文/邹德萍
最近，一些曾经长期盘踞在党政军高层的腐败分子陆续落马，在赢得人民拍手称快的同时，一些人也开始猜测：“大老虎”都“入笼”了，反腐败斗争是否也该告一段落了，八项规定和刹四风也会松松了，等等，这种“非常时期”的“非常”心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种“非常”心态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由“非常”价值观带来的，“非常”价值观也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是由近年来党风、政风和社会大环境慢慢演进的。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不少人丢掉了、颠倒了，成“非常”价值观的俘虏，须引起重视和警惕。这种“非常心态”，就是所谓的“心中贼”。盘点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类：
观望避风头?现在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别撞到枪口上。”其潜台词是“避风头”，体现了一种观望心态。尤其是在春节、中秋前后，几乎大会小会强调，千千万万奉劝大家不要犯“时髦错误”，虽有善意提醒，但这种心态和“撞枪口上”如出一辙。还有少数官员认为抓作风最终会变成“一阵风”，不相信能够持久地抓下去。甚至一些官员眼睛只盯着领导，揣摩所谓领导心态：“一直这么抓，领导就受得了吗？领导也是人哪。”认为“一阵风”、希望是“一阵风”，反映这部分人，心存侥幸，对作风之弊不愿根除。
出工不出力?这种只有在“在大呼隆”时代出现的积习，如今却成为政府机关被人诟病之处。一些官员瞄着其他地区和部门，人家如何如何、怎样怎样，面对上级检查时喊得比领导还响，私下里却互相告诫：“不要做得太过，以免成为众矢之的。”对转作风只是做做表面文章，应付应付，每天看似在正常上下班，但“出工”不一定出力，消极怠工、磨洋工绝不是个别现象，更不是少数部门所为。“很多事拖一拖就拖黄了。”懒政，就是出工不出力的典型表现。
在班不在岗?本来八项规定是想让官员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下基层、察社情、听民声、取民计，可一些官员却搞起了“在班不在岗”，“你反腐我不作为”。有少数领导干部心存抵触，消极对待工作，“变戏法”推责任，“打游击”踢皮球，该抓的工作不敢抓，该处理的事情不肯出手。却上网玩游戏、掼蛋、斗地主、下象棋、发短信、聊天、喝茶等就是另一种在班却不在岗的症状。
转公开为地下?过去公务接待都拣当地最奢华最显眼的公开场所，现在由于风声紧、查得严，就转为“地下活动”，于是“不对外营业”的私人会所吃香了，地处偏僻的酒店火爆了，乡村“农家乐”休闲场所兴隆了，宾馆内的“宾馆”生意好了，特别是这些外表看上去朴素的地方，内部环境却非常奢华，有的门口还有保安站岗，普通百姓难以涉足，让参与者觉得“很安全”，在此接待领导也很有“面子”，地方公务接待或宴请不仅转入地下，而且打起游击，还有玩起“声东击西”的把戏。
量少提标准?比如：规定“四菜一汤”，公务酒400元以下等等。标准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的单位在内部食堂以“工作餐”名义举行公务接待，而实际接待标准远超“工作餐”之上。从五星级饭店临时邀请大厨掌勺，鲍参翅肚、名酒名烟一样都不少。“四菜”并没有规定是什么菜，一些人就钻空子上高档四菜，还有一些人把小盘子换大碗装、大盆盛，甚至一盆中竟盛2—3个菜“组合菜”，看似四个菜，标准大提高。工作餐规定一人多少钱，就增加就餐人头变相提高标准。
名目改名称?禁止公款烟酒入账，把烟酒全部变成菜肴，一张发票数额嫌大，就划整为零分几张开。有的公款吃喝在发票名称上作文章，以“培训费”“差旅费”“住宿费”等名目入账。有的单位则以个人名义结账，将公务宴请美其名曰“家宴”，再以“住宿”、“差旅”等名义返还。但也有一些人公款在酒店订菜，然后送到家里就餐的，看似家宴，其实也是换汤不换药的公款家宴，真可谓煞费苦心。
包装换伪装?“喝茅台撕商标”，矿泉水瓶装白酒，红塔山盒里藏“熊猫”，机关食堂吃燕鲍翅等，已成为不言之秘。换包装目的就是掩人耳目，不仅烟酒要伪装，连人都要 “伪装”，“不开公车，租车赴宴”成为“新时尚”，实在感觉丢自己面子的就开车去，但把车子停得远远的不显眼地方，人再走去。
反腐查不到我?更有侥幸心理，变换花样，前腐后继，总认为上级反腐是做做样子的“纸老虎”，因为自己上有保护伞，下有关系网，打“老虎”和打“苍蝇”都不会打到自己头上。更有甚者用情绪化、欺民式办法来对付中央反腐，假以反腐借口把职工正常福利反没了，宁“左”勿“右”执行过度，带着“把事情搞砸”的心态，把矛盾转嫁给职工，刻意人为制造反腐倡廉矛盾和阻力。
在“非常时期”出现一些“非常心态”应该不足为怪，但不能任其蔓延成风。反腐的关键是要看有没有严管到应管对象头上，看清楚了种种心态背后的真问题，隐藏的真腐败，真正的“心中贼”是什么，才能让反腐更加对症下药，措施更加精准狠。“上头‘老虎’下头‘苍蝇’多的是”、“国务院好遥远啊”，这种心态，就是习近平同志指出“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离开”的无形之墙，导致中央决策只贯彻不落实，架空中央规定，上面“闪电打雷声声急”，下面“闻风听雨步步慢”给社会一种错觉和误导。现实里广受关注的官员丑闻，社会上不断弥散的仇官情绪，民间流传甚广的挪揄段子，其根源固然有各种原因，但权力的不自觉不自律不自爱是重要因素，只有在求实、务实、落实上下功夫，才能甩开膀子真抓、真转、真改，让领导干部不敢、不能、不愿去腐败。
“非常心态”折射的是非常价值观。这种“非常”必须批判、摒弃。“风成于上，习化于下。”做官先做人，从政德为先，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政党、政权、社会、百姓对官员们最基本的要求。自古以来，官德隆，民德昌；官德毁，民德降。官德影响民德，官风决定民风。为官者必须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不断提高道德修养，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人，成为民众表率，浸润崇德尚文心灵，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赖。习近平指出：“活动收尾绝不是作风建设收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人民群众欢迎反腐倡廉成为新常态，广大党员干部应该适应这样的新常态。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人”
文/老末
官人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用来称呼当官的人。宋代以后，这个词有了一定程度的延伸和泛化，成为对有一定地位的男子的敬称。再往后来，这个词又有了进一步的居家化和私密化，有的妻子也称丈夫为官人了。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归唐代，在“官人”的本义上使用这个词，并用它来称呼今天的公务员中的官员阶层。
自从中央开展四风建设、大力整顿吏治之后，一些曾经习以为常的定见被颠覆了，一些曾经在官员阶层中流行的是非观和价值观产生了极大的动摇。由此必然引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人？
我在看来，官人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身份，更不是一种地位。它和工农兵学商一样，都是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所以，既要有高度的敬业精神，更要有对于其他职业的平等意识和尊重意识。“官民有别”“官大一级压死人”等思想，其实是封建等级观念在现代社会的流毒和变种，也是许多腐败行为的思想源头，必须首先加以破除，才谈得上对官员阶层的是非观和价值观来一个全面的刷新。
官人是一种服务，既然是职业，就免不了服务。咱们上公交车，司机为咱们服务；咱们去购物，营业员为咱们服务；咱们去餐馆，厨师为咱们服务??而当这些个“别人”来政府办事的时候，就该轮到咱们为人家服务了。这样的道理属于“同理可得”，实在是不言而喻。但现在不少官员把自己的“服务位置”权力化和利益最大化，对前来办事的人吃拿卡要，甚至进行“权力寻租”，就这样一步步坠入了腐败的深渊。
官人是一种担当，该发声时就发声，该负责时就负责。认为当官要含蓄不要轻易表态，怕言多必失，造成现在官员不敢说出自己的声音。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一种圆滑的性格。这种所谓的“会做人”，实际上是失职和失责的表现，更是丧失立场的表现。前一阵子，习总书记发声了，而且还是针对一件看起来比较微小的事情，他说，自己很不赞成从中小学课本中删去古诗。这种直接说出自己意见的态度，十分令人赞赏，更值得大大小小的官员学习。
官人是一种情怀，要自觉与庸俗社会学划清界限，不能在自己的字典里，把“纯朴”“清高”“高洁”这些美好的字眼给弄没了。还是毛主席说得好，要努力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通常情况下，官位越大，情怀应该越纯粹，境界应该越高远。可是我们有的官员甚至高官，简直就是低级趣味的代言人，而且把哥们义气和江湖义气看做是“真性情”，或者把“黑社会老大范儿”当做是权威感和人格魅力，这实在是与“情怀”二字相去千里，同时离腐败只有一步之遥。
官人是一种导向，要向社会输出正能量，要为清洁社会风气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如果自己的老婆都弄成了老总，自己的孩子都弄成了美籍华人，自己的司机都弄成了处长，自己的亲戚都吃上了“皇粮”，您这位大人向社会输出的到底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呢？有的浑身上下洋溢着负能量的人，居然被看做能人，甚至被看做是精英，那么我们的社会肯定是在某些地方被扭曲了，而且是被大大地扭曲了。
以上说了这么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官人是一种人，必须回到人的本初。现在流行的价值观是把官员“高人一等化”，其实是将其“非人化”。比如，许多人认为当官要有官相，要有官气。那么，究竟什么是官相和官气呢？是不是以此在官员和普通人之间画一条分界线呢？是不是把官员身上的“亲和气”和“凡人味”清除干净才好呢？显然不是。真正的官，应该有人味，在态度上平易近人，在思路上与人为善，在服务上为人着想，这样的社会，才有希望。
所以，正确的问题应该是：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来当官？
是的，我们不需要官人，也不需要仆人——因为，许多自称仆人的人，是想爬到百姓头上当官人的。
在骨子里，仆人和官人一样，是非观和价值观严重扭曲。把被扭曲的是非观和价值观重新扭过来，难道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