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林芝米林机场，一股清冽的高原空气扑面而来，我的心中交织着向往与忐忑。作为一名从东部平原地区选派到山南的援藏检察干部，我对这片神秘土地充满好奇，可心里也难免有些打鼓。还记得出发前，同事问我：“你怎么想着去西藏？”我说援藏也是工作嘛，其实心里还有个念头：我想知道，检察的“蓝色”遇上雪山的“白色”会是怎样。

坐在去山南的火车上，看着窗外的雅鲁藏布江奔腾不息，远处的雪山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么壮观的景色，让我一时都忘了高原反应的不舒服。

真正到了山南市人民检察院，挑战才刚开始。海拔3600米不是闹着玩的，头疼、睡不着、动不动就喘接踵而至。更让我压力大的是工作环境的改变——山南有12个县区市，地方大但人少，检察工作和在平原时完全不一样。记得第一个星期去海拔4200米的措美县检察院调研，来回路上花了七个多小时，这才明白“在路上”就是这儿的工作常态。刚下车那会儿，我脸色特别差，同行的安徽援藏同事吓了一跳，说：“你平时脸最黑，今天倒成最白的了！”这句话让我一下子体会到，在高原工作，身体这一关真的不好过。

我被分到行政检察部门，为了快点熟悉情况，我赶紧跟部门的同事们交流，把近三年的工作报告都翻出来看。这一看就发现，山南的行政检察工作确实有自己的难处：案件类型比较单一、线索不好找、人手也不太够。同时，我还向本地同事请教本地民风民俗和涉藏案件的办理要点，了解本地党委政府重点中心工作。我心里清楚，在这儿工作，不光要懂法律，还要了解当地的实际情況。

慢慢地，我对山南两级检察院的工作有了底，也摸清了地方行政部门和法院工作的特点，工作开始顺手起来。那段时间，我跑了扎囊、桑日、乃东等好几个县区，看了一批自然资源、市场监管这些领域的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案件线索，提了一些建议。

有一次，扎囊县检察院的同事找我，说有两起无证驾驶的行政处罚案件，处罚力度不一样，让我帮忙看看。我仔细看了卷宗才发现，其中一起因为当事人家里困难从轻处罚，另一起普通违法却顶格处罚，这里头可能有问题。再一研究相关规定，果然是交警部门用错了法律条款，导致罚款金额偏高。跟县检察院同事聊起来，他们说这类情况还真不少。我一听就觉得这事不能拖，马上跟部门主任汇报，又找了分管领导。领导很支持，考虑到涉及的面比较广，我们决定在全市开展一个小专项，让12个基层院把近三年的行政处罚案件都报上来统一分析。

我和同事一条条看了670条数据，筛选出450条有价值的线索，最后写成分析报告，把山南市道路交通安全执法的问题、原因和对策都理清楚了。9月初，我们和市人大、市公安局开了磋商会，大家达成了共识。这种既监督又帮忙的做法，效果不错，行政机关也认可，基层检察院后续工作也顺利推开了。

在西藏待得越久，我越明白一个道理：办案固然重要，但把司法理念和工作方法留下来，才是援藏真正的意义。我的角色不知不觉变了，从一个单纯办案的人，变成了既要办案又要带新人的“教练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法治的种子在这片高原上生根发芽。

后来我还参与筹办了两场业务竞赛，一场是行政检察的，一场是民事检察的。从出题、组织到当评委，每个环节我都尽量考虑周全，就是想让大家在比赛中互相学习、一起进步。全市的检察干警同台竞技，那种比学赶超的劲头，我真的特别高兴。

我们还按照山南市检察院的安排开展“一站式”帮带活动。应错那市检察院的要求，我专门讲了一堂公益诉讼的课，主题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课上大家讨论得很热烈，我也结合案例提了一些提升办案质量的建议。

在错那市毁林采砂案和措美县污染环境案里，我帮他们分析现场情况、检测采样这些细节，还建议他们对从案件里找出的深层次问题，考虑提出加强行业监管的检察建议。在洛扎县和浪卡子县，我和干警们面对面坐着，摊开卷宗，一个个案子地过，从具体案件说到一类问题，从理论讲到实际操作，有什么问题当场就问、当场就答。这次帮带结束后，我还和两位干警结成了长期对子，打算一直保持联系、互相学习。

从淮河之滨到雅鲁藏布江畔，这一路走来，跨越的不仅是三千公里的距离，更是我人生的一次重要成长。在高原的历练中，我真正读懂了“国之大者”的重量。

我常想，自己就像一滴淮河的水，最终汇入了雅鲁藏布江，融进了这片高原。在这里，办案不再只是法律条文的应用，而是关系到民族团结的大事；帮扶也不再是文件里的一句话，而是实实在在地制作检察建议、一字一句推敲法律文书的具体实践。

这段援藏经历，让我收获太多。它不只是付出，更是学习；不只是帮助别人，也是提升自己。它帮我跳出了原来的思维局限，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雅江水永远向前，而这份跨越山河的情谊和责任，我会一直记在心里。